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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的博客

高中生,副教授,学无成,术不够,高不攀,低不就,促和谐,争上游,讲诚信,无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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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都,赴口岸,由基层,到机关,搞专业,三十年,苦专研,重实践,求创新,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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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公知“污名化”  

2013-03-05 12:00: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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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前年承蒙@深圳李鸿文 老师青眼,在晶报开了生平第一个专栏,谈时事的,写了40来篇后疲了,就没再写。今年又蒙@夏天后窗 兄好意,在中国经营报开了个谈思想文化的专栏,栏目名还叫“思享者说”,但思想文化类话题显然更合我胃口。第一篇是对我公知污名化思考的整理,我还是那句话,启蒙姿态已out了,但作为一种经验分享的公共言说却价值长青

 

近日,当红女公知刘瑜与男作家慕容雪村对谈“公知污名化”,在网上传开后又引起了网友争论。刘瑜将公知污名化归因于某些专家的跨界发言,慕容雪村则怀疑“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有准备的行动”。他们的观点跟之前吴祚来、张铁志的“反击”差不多,无非就是把“公知污名化”归罪于阴谋论、专家跨界、网友怨恨、民众价值虚无。应该说,这些反击都有一定道理,不排除有意识形态对手泼脏水,但怎么解释同道李承鹏等人也多次调侃“公知”呢?而要说发言不专业或者说垮界,以前一样啊,为什么现在才成为“问题”呢?

  既然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那“新”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切入或许更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西方知识分子近代以来的地位变动。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使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崩溃,爵位、土地贬值,知识、资本升值。经济与战略领域中“技术-科学结构”的扩张更给予专门知识分子以真正的重要性。社会大众更尊重专业发言,那种以“价值携带者”口吻讨论一切社会事务的“代言式知识分子”越来越惹人反感了。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工业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权威、机器贬值,创新、信息升值。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使知识更新加快,知识传播的数量大增、成本大减,知识的价值大减;互联网使大部分知识的表现形式更通俗化、简单化、公开化、获取知识不再需要漫长的时间、专门的训练、特别的环境(大学)。既然知识和知识传播方式和渠道都在贬值,那么,按照工业社会分工,以知识的占有、传播和出售为己任的的知识分子自然要贬值。

   回看中国知识分子近来以来的地位变动,我们得承认,士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四民之首,进入现代以后,知识分子尽管开始边缘化,甚至一度出现了毛时代“迫害知识分子”的曲折,但整体来说,知识分子作为价值携带者,在中国社会是很受尊崇的。但这一尊崇地位,随着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而发生改变:一部分开始拥抱世俗主义,与权钱结合,成为幕僚或买办知识分子;一部分则感于1980年代学术空疏,移植西方的技术-科学结构,致力于成为专家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则坚持“价值携带者”身份,愤慨于犬儒,在市场化媒体上议论公共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由于中国社会转型需要有人担当批判者角色以矫正公权力的胡来,这第三类知识分子也就获得了民众的亲睐。

   应该说,“中国社会需要批判者”这一需求至今没变,可“公知”为什么在短短十来年内就由褒义词变成贬义词呢?这是因为“公知”的生产机制已经变了。2000年到2010年间,是中国都市报、杂志、电视台等1.0媒体的天下。这些媒体是“编辑记者审查制”,找什么人写专栏或者采访什么人,是编辑记者根据读者喜好和采编利益进行选择。信息出售可不比菜市场买菜,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属于“检验品”;而信息则只有消费后才知道“产品”质量如何,因此必须是个“信用品”,这也就需要大把知识分子名人作保证。有时候,即便公知的观点有错,但1.0媒体出于合作利益考虑,总是倾向于保护名人,公知的话语权就明显大于批评者,所以,读者基本上很难通过批评这一手段对“信息伪劣产品”进行监督,促使其改进。可到了2010年左右,微博等2.0媒体的兴起打破了“公知”的保护网。公知们开微博后,读者既可以通过@ 他获得“商榷他”、“教训他”的快感,又可以拉平自己在1.0媒体时代与“公知”的话语权等级,何乐而不为呢?在这种动力下,某些专业不过硬、又喜欢跨界“炮火车”的公知自然成了网友的调侃对象。

   总而言之,有了媒体2.0平台,非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比如普通大学生、白领)可以不经过传统媒体的势利审查就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来,这种即时、贴切的专业表达,将通过网络自由转发达到局部均衡,代替“公知”的“代言”价值[注1]。所以,“公知污名化”虽有网友对公知“代言”地位怨恨的成分[注2],但更多的恐怕是公知在新媒体时代“代言”价值贬值的结果。而公知的反击呢?它既有对毛时代迫害知识分子的的联想,也有“汲汲于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尊崇感受,而不愿意正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中的贬值”的傲娇。

   鲁迅说,中国现代化的这一个多世纪是把西方经过几个世纪的事情压缩在同一个时空中。在“公知污名化”争论中,这前现代的“迫害”联想与现代的“怨恨”情态,以及后现代的“傲娇”心理搅拌在一起,既印证了鲁迅的犀利观察,也给我们观察中国问题提了个醒:互联网时代,得加快知识结构更新啊。

 

 

注:

[注1]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有前例的。16世纪,路德领导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人们可以自己直接阅读《圣经》,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某些“知情人士”告诉他们内容。而且,相应的,人们也可以直接向上帝而不是教堂的神职人员忏悔自己的罪恶,因此,剥夺了教会在控制重要的内幕信息方面的权力。结果是天主教的势力被削弱了,非宗教的民族国家获得了崛起的机会。

[注2]按照舍勒的说法,怨恨心态就是指“我本来应该像你那样风光,却没有能够如你那样得意,于是形成一种生存性的紧张情态,”“为了消除这种紧张情态,怨恨者要么贬值被比较者的价值,要么自己提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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