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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的博客

高中生,副教授,学无成,术不够,高不攀,低不就,促和谐,争上游,讲诚信,无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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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系列之一:哪些智囊机构在发挥作用  

2013-11-01 06:13: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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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识局小分队 (识局智库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突破将超乎你的想象。”一位中央媒体二把手在上海这样对识局君说,而在香港,一位央企老总对识局君的朋友也透露,“很多行业将对民企更加开放,超出你的想象”。

连续两位权威大佬对识局君这样斩钉截铁地说,使得识局君有点激动,这年头,谁不期盼来点干货式的改革呢。

最新消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11月9日到12日举行,高层也表态“将对改革作出总体部署”。

那么到底将做何改革呢?比如分配制度改革、土地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都被认为是热点,识局君今天从“智囊机构”角度来写三中全会。

每年有重要的会议,总有一些专家、智囊机构希望发出声音,目的无非两个:一个是希望影响普通读者的看法,另外一个就是将自己的声音与观点传出去,希望被官方决策者看到。今天,我们来看看哪些智囊、学术类机构在主导、参与或影响政策的制定。

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383”方案,其实只是众多向中央建议稿之一,就已经引起了外界的议论纷纷,那么其他机构制定的方案呢?

一般来说,中央往往是综合各方的考虑,智囊、学术机构的报告往往只是其中一部分,最终的方案往往比智囊机构提出的方案要“低调”很多。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把这些机构(或个体)粗略地分为四类,当然,这种分类法不一定准确,但也大概能概括出智囊、学术机构的类型。


1、官方智囊机构:对政策影响最大的机构,甚至直接主导参与政策制定。

这里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两大法宝。

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最重要的官方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之一,1981年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中心成立的初衷是为国务院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下设10余个研究部和研究所的国研中心诞生了许多中国最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王梦奎、樊纲、卢中原等都出自此门,本身就是国务院的座上宾。

1977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承担许多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任务。在几十个研究所中,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都是影响巨大的国务院和其他政策部门的智囊。而董辅扔、刘国光、张曙光、刘树成则是其中的代表。其每年都参与政府工作报告。

此外,各个部委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也在专题、专项政策制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这些机构是前期材料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所以他们的内容往往对国家政策影响很大,所以“383”一出来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资本市场也有反映。

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的是,在中国,制定政策的往往是官员,而不是智囊,智囊仅仅是为官员提供素材、想法、建议,采纳不采纳,最终还是以官方为准。

所以,对于383方案,其实没必要太过于看重。

 

2、学术机构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就是这类学术机构的代表,这块集聚了不少经济等学家,与上层有着交流的管道。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目前影响决策的高校研究机构基本集中在北京,诸如上海复旦,广东中山大学、江苏南京大学等对于政策的影响仍然偏小。但很多时候,地方的声音也很重要。

此外,中欧等第三方学术研究机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3、市场机构

比如,各大证券、基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们经常通过各自的管道将相关报告递交给上面。

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就告诉识局君,他们的渠道就是直接递交给刘X,因为现在官方越来越重视一线的声音。

他们现在做的事情,说的话,很多时候就代表了官方的声音,说出之后就看看市场如何反应。

这类机构往往是商业机构,所以比较灵活。但是他们利益诉求有时候也特别明显。


4、民间机构 

除去上述两种规模庞大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智囊团外,还有部分纯民间性质的机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这些民间组织人员相对较少,由于在资金、政策、渠道等方面都存在制约,发展缓慢,且大多倚重于提供经济咨询和相关研究。

一种现象是,一些已经有产业基础的老总建立起一些智囊机构,他们由于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加上在产业界、政界有着极强的号召力,所以也愈发重要地影响了部分政策的制定。

这类机构诸如,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创立的博源智库(博源基金会),在中产阶级中具有很强的公信力。

总之,这四类机构中,第一类和第二类目前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根据常规经验,第三类和第四类作用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对于部分智囊机构代表某个群体利益的说法,其实可以理解。基本上纵观全世界,哪个机构不代表某个集体的利益?所以说,我们不是要去否定这种现象,而是要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有对话的平台,不同利益团体的意见能够被综合采纳。

毕竟,任何政策制定都是一个各种利益博弈妥协的结果,只有这样,这个政策才能最大程度上代表了绝大部分人的利益。

 

(部分源自《中国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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